邓瑶
近日，一位国资委官员对本报记者，关于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益(下称红利)上缴比例的研究报告正在征求各方意见，目前尚无是否上调的最终结论。
2月初，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展委员会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若干意见》显示，将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，“十二五”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。
目前，各家央企根据行业性质不同，所缴纳的红利比例也不一样。其中，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为10%，资源类央企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为15%，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为5%，烟草类央企为20%。
国企专家周放生对本报记者表示，“当前阶段，红利比例可以进一步上调，使从中受益，让感受到作为国企股东的利益。”
一位接近国资委的研究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，从各方反映来看，央企今年上调红利上缴比例的可能性较大，不过，也有少部分人要求保持现状。
或分类上调5%
我国对央企实施红利上缴政策始于2007年，如果从央企红利提取比例再度提高5%，国资预算收入增加大约350亿-500亿元。
近年来，社会对再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甚至提出应该将国企30%至50%的股权划转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。
“对于一些资源性和垄断型国企，应该大幅提高收取比例，20%太低了。”对国资有所研究的求是联合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安林表示。
上调红利的呼声源自国企近年来大幅上升的利润。去年，央企利润总额约1.3万亿，与2007年相比，利润增加了近30%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若干意见》显示，新增红利将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。
过去，央企所上缴的红利主要用于央企自主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、央企重组、央企灾后重建、应对金融危机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，尚未涉及支持民生。留下来的大部分利润则用于扩大再生产、弥补国有资本金投入不足、解决企业历史负担、科技创新等方面。
各方博弈
尽管提高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已达成多方共识，但依然面临不同意见。
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对本报记者表示，从大方向看，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应该逐步上调至与上市公司的30%一致，但根据央企目前的发展阶段及实际情况，维持原来的比例是最好的。
另一位国资委人士对本报记者解释，央企的利润总额这几年确实增长明显，但这是企业的合并报表数据，反映的是央企的经营状况，并不说明企业真正能拿到这些钱。“扣除所得税、归属少数股东收益以及公积金等，央企母公司可支配利润仅有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左右。”
“央企红利低的主要原因是央企社会负担仍然很重，企业仍然面临发展的需要，如果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分红，将损害央企的可持续发展。”上述人士反问，“你是选择可持续发展，还是要企业交一大笔钱然后关门走人？有哪个国家的企业与我国的国企一样养这么多人、这么养人的？没有。但我们也不能大幅裁员。”
今年1月份，一位央企负责人在会议间隙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公司的债务、税收以及各项费用依然很大，大幅提高红利上缴比例“不现实”。
“央企是国有企业，其发展理应全民共享。这不仅体现在国有资本收益，还体现在税收、扩大国有资产总量和国有股转社保等方面。”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表示。
关键在
李保民表示，央企发展面临诸多争议，包括上缴红利方面的争议，解决这些争议的根本方法是深化。
央企股权多元化是的方向，不过，今年来鲜有实质动作。
周放生表示，应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资、外资进行重组，“不能搞封闭式重组，不能总是国有企业重组别人，而是以的心态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重组国有企业，尤其是那些亏损严重企业。这样才能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。”
周放生称，股权多元化的重点是央企母公司，“由国有独资公司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，引入民资和外资，使得它实现股权多元化。”
至于具体股权结构，周进一步表示，“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安排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完善董事会制度。”
不过，周放生坦承，母公司股权多元化非常难，不过，产权制度的必要性已经三十年实践证明，看来现在仍需重新认识。“只要思想解放，中央下决心去做，就可以有步骤地去实现目标。”
李保民则表示，虽然目前还没有的大动作，但并不意味着停滞，“依然在向前推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