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。国共两党在江苏、山东乃至东北等地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，从而使老百姓的受到严重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各都有报道，其中又以《群众》周刊较为突出。
《群众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一个理论刊物。它1937年创刊于武汉，1938年跟随国民迁至重庆，与《新华日报》一道归领导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它于1946年迁到上海。1947年年初，因为预料到即将被国民查封，又转移到。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因历史已经完成，遂自动停刊。
《群众》转移到后，为了配合内战的需要，发表了一系列政策、宣传国统区的文章。比如在1947年5月15日出版的第16期上，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《斗争的新浪潮》，其中就有一些具体的数据。文章说：“四月份以来，米价的高涨，严重的着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。一月底还是六万元一担的白粳，现在已经涨到三十五万元了。三个月就涨了六倍。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文章引用《大公报》记者的报道说，上海总仓库负责人曾经明确表示：“我们存粮很多很多，足够上海四五个月的消费”。但由于这些库存粮食大多数是军粮而不是民用，所以就出现了上述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该文章还引用《华商报》的说法来形容当时的局面：“各地粮价上涨如飞，涨势之猛，为近半年所未见。”(《群众》影印本第11卷373页，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出版)
随着米价上涨，各种物品的价格也一飙升。相比之下，的收入却没有增加。为了下去，上海、南京、无锡、芜湖、宣城、成都、北平、、蚌埠等地出现了抢米事件。与此同时，工人、教师、市民也此起彼伏，遍布全国各地(同上，第376-377页)。
如果说米价飞涨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日常生活的话，那么在生产粮食的农村总会好一点吧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！
在同一期《群众》上还有一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。该文的标题是《压榨下的农村》，其中分“征粮·征实”和“高利贷”两大部分。文章说，从1945年下半年到1946年上半年，农村先后有征收军粮、暂借军粮、公修整费、电杆费、自卫经费、保甲捐等。这些加在一起，远远超过了田赋征收的数额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，文章对湖南邵阳县永和乡一家小地主作了分析。这个家庭共有11口人，35亩地，能收租60石上下。如果不遇荒年而且节省一点的话，是能够维持温饱的。但是这个家庭除了田赋以外，还要交纳军粮9石6斗，暂借军粮5石4斗，征购军粮7石3斗，自卫经费每月5斗6升，修整公费元，电杆费元，保甲捐每月1200元。因此文章得出如下结论：“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区的民变是这样汹涌澎湃”的根本原因(同上，第378-379页)。
由于负担太重，许多农民不得不寅吃卯粮，靠借贷度日，因此农村的高利贷十分。据说从1946年3月开始，邵阳地区的高利贷是“大加一”，即每借到1万元，1天就要向债主支付100元利息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农民向债主借1万元的话，到了3个月头上，连本带利就要还债主2万元。到后来，因为需求旺盛，高利贷涨到“大加三”，即每借1万元1天就要支付300元利息。如果农民向债主借1万元，到了1个月头上，连本带利就是2万元了。即便如此，要想借高利贷还必须有关系和，否则是不可能借到的。
除了借钱之外，农村中还流行借谷。根据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，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每借谷3斗，到了秋后要还1石。由于春季的谷价要比秋后的谷价高得多，所以它的利息比借钱要重得多。但是为了活命，许多农民只好咬紧牙关走这条。因此文章在结尾时写道：“饥饿和死亡的，把农村投入混乱的，动荡不安的局面中，这种骚动的程度是一天一天更加厉害起来了。”(同上，第379页)
对于上述情况，《观察》的主编储安平也有评论。他在当年5月24日出版的《观察》上撰文说：“一个局面的趋向，总由所致。……近一月来泛滥全国的米潮和，无不表现当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终日。”他还在中非常担忧地指出：“张群内阁一上台，物价就抢先贺喜。米价在半个多月内陡涨至一倍以上。上海、杭州、无锡、芜湖、宣城、合肥、吴兴、衢县、以及远至四川的成都，无不有抢米风潮；甚至首都，亦竟不免。孑孑小民，不惜冒一死以挣扎其生命，这说明民间疾苦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！抢米行为不限一地，竟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，这说明我们的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！”难怪他在文章一开头就作出如下判断：“大局浮动到了极点。到处不安，到处忧惧。旧局面正在之中”。
(责编：方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