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副所长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琴研究员
原标题：房产调控，应在保障上下功夫
“这十年，调控政策一个接一个，但房价仍然不停地涨，说明什么？市场确实是有真实需求的。”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副所长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琴研究员说。她坦言自己的看法：这些年的许多政策，不但没让房价降下来，反而使得普通百姓的购房成本一涨再涨、资产无形中加速缩水、背上更为沉重的负担。
越调控越涨
这十年普通市民最受伤
“为什么这些年越调控房价越高？”徐琴说，为了房价，的调控措施已经是集之大成，但事明各种调控手段没有奏效，对即将扩大试点的房产税，她也不看好。
“究其原因，这些调控政策的思都是反的。加税、加息、提高首付，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推高购房成本，即使在2010到2012年房价基本不涨的情况下，购房者的成本依然明显提高。2010.9.29限贷令出台后，前期很多投资、投机客实际上已经基本出局，现在任何的加税加息，都直接了成千上万有真实需求的、依靠工资薪酬购房的、为每座城市奋斗着的普通市民。”
徐琴认为，这十年，最受的是普通市民，以及初露端倪的中产阶级。他们精打细算，倾其所有并透支未来买一两套房，却因为高房价背上沉重负担，中产变“负翁”；又因为各种调控政策，被层层“剥皮”，负担加剧。
就拿最近的新国五条来说，要想卖掉现有的小房子改善一下，就得交20%的税；卖了再买，就得7成首付、提高利率，这一卖一买，少则二三十万，多则五六十万就蒸发了。“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，里外要被剥两层皮！而这样的购房者，在城市里是大多数！一些老年人，退休了，想换个楼层低或带电梯的房子，还得被扒皮。这一卖一买，居民的资产无形之中就损失了不少。”
同城不同权
逼着百姓不得不买房落户
高房价之下，几组数据很耐人寻味：一组是，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超过八成，而如、荷兰等国，自有住房率也不过40%左右。另一组是，中国“房奴”年龄，全世界最低。初次购房或建房者的平均年龄高达42岁。而南京前几年有一项调查表示：30岁以下的购房者占53%。
“这是很不正常的。”徐琴告诉现代快报(微博)记者，新加坡的自有住房率很高，得益于完善的公共住房政策，普通百姓都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购买主导运作的公屋。在，很多人一辈子不买房，但他们的租房生活品质与自有住房者无异，因为租房者与拥有产权房的市民享有完全同等的市益。
为何中国人年纪轻轻就要当“房奴“？
徐琴认为，除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居住文化和置业影响，更主要的是，现时中国的城市居民“同城不同权”。居民的各项民生和产权房在一起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受教育的。如果哪天，一个人凭着的租房合同，孩子就可以就近入读口的公立学校。
徐琴说，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政策，逼着大家不得不买房。解决房价之痛，的首要任务是，以产权房为依据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，将一切民生权益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与产权房和户籍制度脱钩；只要在这座城市稳定就业、照章纳税，就该享受同城同权。
应当扩大保障面
剩下的交给市场
除了购房买房交易环节的税赋和利息因素外，支撑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是需求和建造成本。需求面客观存在，中国的城市化速度，全世界最快，每年大量人口涌进城市。
徐琴初步测算，仅仅江苏省每年至少有近100万人进城，这还不包括外省流动进来的庞大人群。
另外，大学扩招之后，每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数百万，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，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！这些意味着什么？他们都要进城，这些就是巨大的并且也是真实的购房需求。
更重要的是，建房成本在不断上涨，最核心的是土地成本，面粉价格飙升，面包必然涨价。另外，这十年中其他要素价格涨了多少倍？CPI又涨了多少?房价怎么可能不飞速往前跑。
面对这样的客观情况，应该做什么、怎么做？徐琴认为，最需要做的，不是简单地通过行政调控房价，而是扩大保障面，剩下的交给市场。实际上，就是要遵循已经被无数实践的基本原理：让市场的归市场，让的归。
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能边界，不要乱作为。首要任务不是解决房价问题，而是要解决住房保障的问题。让老百姓体面地有地生活，必须有责任感。”徐琴说。